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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規則真正的解讀者
    ——孫楊案的疑惑
    發布時間:2020-03-17  來源:法訊參考新媒體



    近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宣布裁決結果:孫楊違反國際泳聯反興奮劑規則第2.5條:“篡改或企圖篡改興奮劑控制過程中的任何環節,被禁賽8年。這個裁決結果和2019年1月3日國際泳聯興奮劑法庭(DP)做出的孫楊不存在違反《國際泳聯反興奮劑規則》的裁決結果完全相反。誰的裁決代表了公平和先進,規則正確的解讀該是什么呢?   

    在解讀這個事件之前,必須要澄清的是,這次事件并不涉及反興奮劑的斗爭,孫楊不是“嗑藥的騙子”。明白這一點,也許大家才能冷靜下來,去反思這個事件的真實本質。孫楊賽外檢測的日期是2018年9月4日,這一年沒有奧運會,沒有世錦賽,沒有任何世界大賽。當然,有地區性的亞運會,但亞運會游泳項目8月就結束了,并且在亞運會前后也都有藥檢,孫楊9月吃藥,完全沒有動機。并且即使孫楊吃了藥,當天不出現即可,根據規則他也不會被處罰。而孫楊在倉促間還是趕到了,他之后的行為,我認為僅僅代表他和他的團隊對規則的堅持和自身尊嚴的維護。

    2018年9月4日,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IDTM)的三名檢查人員試圖在奧運金牌得主、中國游泳運動員孫楊選定的“60分鐘”時段內(晚上10點至11點),收集孫楊的血液和尿液。這是一次在浙江省孫楊住宅進行的賽外(OOC)檢查,由國際泳聯(FINA)主導,委托第三方IDTM公司實施。

    當天,做為樣本收集人之一的興奮劑檢查官(DCO向運動員出示了國際泳聯IDTM公司2018年通用授權書,DCO還出示了IDTM公司的工作證,所有樣本收集人都沒有任何來自IDTM公司的授權文件。

    當天孫楊和IDTM公司爭論的焦點是如何解讀《世界反興奮劑檢測和調查國際標準》(簡稱ISTI5.3.3條款,IDTM公司應該向孫楊出具幾份授權文件,其實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當天根據IDTM公司提供的“官方文件“, 根本沒有辦法證明樣本收集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

    在理解規則之前,先了解幾個定義:

    有權檢查機構: 授權進行特定樣本收集的組織,無論是反興奮劑組織(例如,IOC或其他大型賽事組織、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國際單項聯合會或國家反興奮劑組織) ,或根據反興奮劑組織的授權和規則進行檢測的另一組織(例如,國際單項聯合會的成員國家單項協會)。

    樣本收集機構: 負責按照ISTI要求收集樣本的機構,不論是有權檢查機構本身,或另一個檢查機構(例如第三方承包商) ,而有權檢查機構已授權或分包該等責任(但有權檢查機構須始終根據《反興奮劑條例》負有最終責任,遵守ISTI有關收集樣本的規定)。

    樣本收集人員:是一個集合名詞,指樣本收集機構授權在樣本收集活動中履行或協助履行職責的合格官員的總稱。

    興奮劑檢查官(Doping Control Officer,DCO) : 經樣本收集機構培訓并授權履行ISTI中賦予 DCO 的檢查和調查職責的官員。

    采血官(Blood Collection Officer,BCO) : 有資格并經樣本收集機構授權從運動員身上收集血液樣本的官員。

    陪護員: 經樣本收集機構訓練和授權執行下列一項或多項具體職責的官員(被樣本收集機構選中)——通知被選定進行樣本收集的運動員;陪同和觀察運動員直至到達興奮劑檢查站;陪同和/或觀察在興奮劑檢查站的運動員;如果訓練使他/她有資格這樣做,見證和核實樣本的提供。

    然后仔細解讀引起爭議的ISTI的5.3.3條款:

    5.3.3 樣本收集人員應持有由樣本收集機構提供的官方文件,例如一份檢查機 構的授權書,以證明他們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Sample Collection Personnel shall have official documentation, provided by the Sample Collection Authority, evidencing their authority to collect a Sample from the Athlete, such as an authorization letter from the Testing Authority)。DCO還應攜帶補充身份證明(例如樣本收集機構發放工作證、駕駛執照、健康證、護照或類似的有效身份證件),身份證明應包括姓名、照片和身份證件的有效期限。

    IDTM公司當天企圖通過三個步驟證明所有樣本收集人獲得了授權:

    第一步:IDTM公司獲得了授權;

    第二步:DCO出示IDTM公司的工作證復印件;

    第三步:DCO告訴運動員“他們與我在一起,我將負責,一切都很好”。

    而這個證明方式并不符合ISTI的5.3.3條款的本意:

    第一  ISTI的5.3.3條款第一段文字的表述來看,“他們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必須由“官方文件”直接清晰的證明。也就是說,“證明他們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必須由所有被出示的“官方文件”獨立完成,而不需要借助某人的承諾來完成。

    這里的“官方文件”絕不代表一份授權書或幾份授權書,如果是這樣,編纂人根本不用舉例,他可以直接描述成”樣本收集人員應持有一份檢查機構的授權書“。實際上,很多時候樣本收集人員需要持有“官方文件”不可能只有一件。

    第二  ISTI的5.3.3條款并沒有要求DCO必須出示工作證,DCO只被要求出示一個“身份證明”,而這個“身份證明”可以有很多選項,并不代表某一個特定的證件,編纂人舉出了一些例子:可以是工作證,駕照,護照,健康證或者其他的有效身份證明。其中任何一個都可以,只要能證明身份真實即可。

    “官方文件”已經能夠證明所有樣本收集人的身份和他們被授權執行的任  務后,似乎并不需要樣本收集人向運動員展示更多的私人信息,但是額外的要求提供一張身份證明是必要的,因為運動員需要知道這些“官方文件”的提供者身份是真實的。

    第三 DCO告訴運動員“他們與我在一起,我將負責,一切都很好”來證明所有樣收集人獲得了授權是一個充滿風險的主意,這種證明方式根本不應該出現在世界級的興奮劑檢測工作中。這種做法并不符合ISTI的5.4.2(b)條款的規定?!?/span>

    ISTI的5.4.2(b)條要求樣本收集人員每個人(DCO和/或陪護員),使用“第5.3.3條所述文件”(documentat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3.3)表明自己的身份。

    注意:“documentat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3.3”,也就是說,在本案中,當W先生要參與到尿樣收集的工作中時,他必須用”官方文件“來向運動員證明他有權參與工作,而不是通過DCO告訴運動員“他們與我在一起,我將負責,一切都很好”來證明。

    第四 IDTM公司認為采血官和陪護員工作極不重要,不需要擁有證件和授權,是非常錯誤的觀點。樣本收集并非由一個人完成,幾個樣本收集人員的工作內容各不相同,樣本收集過程中的疏忽和不負責任可能會導致樣本的污染和不真實,采血過程的不規范也可能損害運動員的健康。所有樣本收集人的工作都極其重要,必須經過嚴格篩選和培訓,并被任命和授權。

    ISTI的定義要求,組成樣本收集人員的每一名官員事先應得到IDTM授權,被列入IDTM的人才庫中。此外,每名官員都應得到IDTM的“任命和授權”(第5.3.2條) ,每名官員將得到 IDTM 的“可識別認證”(附件H.2)。ISTI附件 H.5要求樣本收集機構必須向將來可能成為樣本收集人員的每一位官員提供“可識別的認證”(identifiable accreditation),這種認證必須及時更新。

    "官方文件"應該是一份還是幾份,在5.3.3條款中沒有規定,編纂人使用了 documentation這個復數名詞。在種類繁多而又涉及眾多國家的興奮劑檢測  工作中,”官方文件“很難在規則中被明確數量。編纂人給出了一個標準,”以證明他們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只要能達到這個標準,出具幾件”官方文件“都可以。

    僅就本案而言,一件”官方文件“是絕對不夠的, IDTM公司需要提供更多文件:

    1. 授權給樣本收集人員的”授權文件“。

    授權給樣本收集人員”授權文件“是在每一次樣本收集時都必須出示的文件,內容應該含有所有樣本收集人的身份信息(樣本收集人必須是成年人),被授權事項,及運動員姓名??梢越o所有樣本收集人員開具一份”授權文件“,也可以給每一個樣本收集人員各出具一份”授權文件“。否則,如果有一部分樣本收集人員被替換,或者整個樣本收集工作中混入無關人員,運動員根本無法辨別。

    當有權檢測機構同時也是樣本收集機構時,這份授權文件由有權檢測機構開具;當有權檢測機構委托樣本收集機構去收集樣本時,這份授權文件由受托機構開具。

    ”工作證“去代替”授權文件“也是一種變通的方法,但是工作證的有效期限并不僅僅限定于一次樣本收集工作(為某次大賽特制的工作證除外),所以從工作嚴謹的角度來考慮,針對每一次的樣本收集工作開具一份(或幾份)“授權文件”是最好的方式。

    2. 能夠證明本次采集血液標本符合國際公認的醫療機構防護措施的相關文件及采

    血官具備采血資質的相關文件。

    ISTI附件E采血規定:

    E1 收集運動員血液標本應確保:a)符合國際公認的醫療機構標準防護措施的相關規則并由合格人員收集,以保證運動員和樣本收集人員的健康和安全不受影響。

    樣本收集人必須出示一些官方文件來證明采血過程的防護措施能保證符合國際公認的醫療機構標準,采血官來自正規醫療機構,有經過審批的,被合法派遣的相關文件,驗血官獲得國家或國際認可的相關執業證書。沒有這些官方文件,無法證明樣本收集人有權從運動員處采集血樣。

    3. 國際泳聯IDTM公司2018年通用授權書。

    這個”通用授權書“在 2018年9月4日晚被出示給孫楊時,它并不是做為給所有樣本收集人授權的文件出現的,它在這里屬于一個”證明文件“,是對IDTM公司擁有權利的一個證明。

    這個”通用授權書“并不在每一次樣本收集工作時存在。當有權機構同時也是樣本收集機構時,則不存在機構公司之間的授權文件。如國際單項聯合會自己對該項運動所屬運動員進行檢查,或國家反興奮劑機構對該國運動員進行檢查的時候。

    4. 樣本采集人的相關認證資格文件。

    H.5.2樣本收集機構應確保樣本收集人員已完成培訓課程,并熟悉ISTI(包括 H.4.3.4條適用的情況,從不同國籍運動員處采集樣本),才能予以認證。

    H.5.4只有擁有樣本收集機構認可的認證資格,樣本收集人員才可獲得樣本收集機構授權代表樣本收集機構進行樣本收集活動。

    IDTM公司應該出具一些關于樣本收集人獲得“擁有樣本收集機構認可的認證資格”的文件,這個文件格式應該類似于畢業證,含有樣本收集人照片,年齡,證件編號,培訓合格時間或證件發放時間等內容。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在這一方面的做法嚴格執行了ISTI的相關規定。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體育運動中興奮劑管制通則》第30條規定,反興奮劑中心依照有關規定對檢查工作人員實施招募、培訓、資質認證、派遣、監督、考核、獎懲等方面的管理。國家體育總局《興奮劑檢查官管理辦法》第22條規定,血檢官應具備國家認可的采血資質。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在審查血檢官國家認可的采血資質后,向血檢官發放檢查官證,反興奮劑中心每年對檢查官實施資格認證。因此,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的血檢官會在檢查時向運動員出示他們的興奮劑檢查官證件授權書。

    .可能還需要提供的其他官方文件。

    有時候,樣本收集人可能還需要出示其他一些必要文件。

    比如:讓運動員對樣本收集機構有一些清楚的認知,可能有時候還需要出示類似公司執照,相關資質之類的文件。

    以上“官方文件”如果能夠在官網查詢到,可以不必攜帶。也可以同時通過官方郵箱將所有需要提供的文件發送給運動員和樣本收集人。

    在本次案件里, IDTM公司的很多觀點和行為令人難以理解,它似乎不認為它應該對自己的員工進行監管和培訓;它也不在乎它的工作程序是否能保證興奮劑檢測樣本收集過程安全和可控;當它派出員工去運動員處收集樣本,它完全不認為它應該做些什么去確保運動員的安全。它無法讀懂“證明他們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這句話里面賦予他們的沉重的責任。它幾乎就是個”二道販子“,從國際泳聯拉來一單生意,然后轉手把這單生意包給了DCO們。 這些管理上的漏洞足以造成興奮劑檢測工作中出現樣本不真實的情況發生。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里, IDTM公司做過的64000次同樣的檢查,無人質疑。國際泳聯聽證專家組在他們對孫楊案件的裁決書中詳細的解讀了ISTI的相關規則,他們可以讀懂規則,但是在IDTM自1999年開始接受FINA委托實施賽外興奮劑檢查中,對于樣本收集過程中出現的“文件”瑕疵,FINA從未提出異議。

    據近期對中國一些運動員單位訪談得知,對IDTM檢查官資質提出質疑的運動員不止孫楊一人,也有其他運動員認為只出具國際體育組織對IDTM的授權書和檢查官個人身份證明不足以證明檢查官經過合法授權,準備拒檢,只是這些運動員、教練員咨詢所屬的中國項目協會時,協會官員們阻止了運動員們的拒檢行為。

    孫楊在以前 IDTM公司代表的59次對他的興奮劑檢查中,似乎也和其他的運動員一樣,年輕而單純,出于對法律的懵懂,對權力的畏懼,對領導的信任,面對執法者的違規,他做了沉默的大多數,他一直沒有足夠的知識和勇氣去挑戰權威,當然也沒有遇到讓他爆發的極端事件。在2018年9月4日晚上,當出現了檢查人員利用工作便利進行持續偷拍,而采血官竟然刻意用資格證來代替執業證,隱瞞自己違法采血行為,已經在成長和成功中積累了足夠的自信和自負的孫楊,終于決定不再沉默。

    孫楊當晚的行為是合乎邏輯的,做為運動員,他并不足夠清晰的了解ISTI規則,所以他馬上電話聯系了自己的醫生和領導,在領導們的指示下,他決定根據ISTI規則行使自己的權利,維護自己的尊嚴。

    沒有人有理由指責孫楊,執法則必先守法。也沒有人有資格去質問浙江反興奮劑中心領導韓照歧,ISTI規則寫得非常清楚,樣本收集者們必須要證明他們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一個未出示任何證明文件的偷拍者,一個拒絕提供合法執業資格的采血護士,正常的人都應該清楚,他們什么也證明不了。興奮劑檢查,可以決定一個運動員的運動生命,終身名譽,身后巨大商業利益,甚至運動員所在的集體和國家的榮譽。而決定這一切的執法者,不應該是一群烏合之眾,也不應該是一群法律的藐視者。

    CAS仲裁員Philippe Sands在聽證中一再追問孫楊方:IDTM和FINA按照同樣的授權已經采集了大量的樣本,如果承認IDTM的授權無效,你認為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言下之意,IDTM做過64000次同樣的檢查,如果CAS裁決孫楊案通知程序不合法,那么先前其他由IDTM所進行的檢查,運動員是否可以以程序瑕疵為由挑戰陽性結果?以至于如同開閘洪水一樣無法控制?

    Philippe Sands的這個憂慮也許就是孫楊被判罰的真正原因。

    但是,我們同樣要反問Philippe Sand:這種想法難道不是”掩耳盜鈴“?規則就在那里,對錯自在人心,難道判罰了孫楊,規則可以改變,正義可以傾斜?難道判罰了孫楊,就能掩飾在過去的許多年里執法者們的不作為和失誤?難道判罰了孫楊,就可以阻止運動員們質疑:有多少嗑藥者在這種缺少基本職業素養的執法者的面前逃脫了制裁,又有多少清白者因為這樣荒唐的檢查程序蒙受了不白之冤?

    維護體育中公正公平的CAS為何要讓個體運動員為體育組織的過錯買單?反興奮劑程序上的瑕疵如何完善是反興奮劑機構的責任,為何要由運動員來給出解決困境的辦法?        

    在孫楊案的第二次庭審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方面請出了參與編纂ISTI的工作人員Stuart Kemp,對IDTM公司當天僅出具一份沒有任何人姓名的“通用授權文件”做出解釋。他解釋說,雖然孫楊方援引的《ISTI血樣采集指南》是理想的模范操作,但在某些情形下按照該最佳實踐操作是不可能的,比如,賽后藥檢,你只能等到比賽結束之后才知道哪位運動員獲得第一名,也就不可能提前準備好寫明運動員名字的授權文件 。

    Stuart Kemp這種說法無法令人信服:首先大賽只是“特殊情況”,它不應成為執法人員在所有情況下都不守規矩的理由。

    其次大賽檢測有固定的檢查站,統一著裝的檢查官,為大賽統一制作的”工作證件“,這些都代表了一種”授權“,已經為運動員提供了辨別檢查人員的標識。而在賽外,樣本收集人僅僅出具一份連運動員名字和自己名字都沒有的英文授權書,如何向運動員證明”他們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

    如果想要嚴格遵守規則,針對 Stuart Kemp先生講述的情況,也可以找到一些變通解決的辦法,比如我們可以在為這次大賽提前開具的授權文件中,將可能會被檢測的運動員做一個限定性的概括描述,描述成“某項目冠軍得主”或”根據大賽抽查規則被選定的運動員“等等。

    授權文件實際工作中廣為應用并且非常容易操作,如果確認好委派某幾個下屬去執行某項工作,同時給他們填制一張標準格式的”授權文件“只需多花費一兩分鐘。IDTM公司從不給員工出具授權文件的理由可能是:出具更多的“官方文件”會耗費一些人力和時間,但是對于世界級的反興奮劑檢測工作,這種耗費是絕對必要的。

    隨著科技的進步,很多工作可以借助網絡和軟件。無論采用何種方式,樣本收集人員必須清楚地證明他們是經過嚴格篩選和培訓的,他們得到了授權,他們有權從運動員那里收集樣本。這是每一個運動員應該得到的,這也是世界反興奮劑事業應該得到的。(江雪)


    責任編輯:云鵬
    關鍵字:孫楊,規則,解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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